北京到哪个南方城市近（北京到南方自驾游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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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振和：中国历史上五大城市定位的政治地理背景

周振鹤：中国历史上五大城市定位的政治地理背景

中国古代统一王朝、分裂时期以及近代，都城主要位于目前五个城市内或附近。这五个城市分别是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当然，还有其他城市可以上榜，但这五个城市是最重要的，前三个排名第一，其次是南京，而开封只是一个过渡性古都。从地理位置和历史发展来看，这五个城市可分为东西走向的西安、洛阳、开封和南北走向的北京、南京两组。这两组都城所占据的历史时期也划分得很清楚：第一组占据历史的前半段，第二组占据历史的后半段。仔细分析，各集团资本的建立过程及其变化都呈现出呼应、挥之不去的现象。也就是说，在一定时期内，适合建都的地方有两个，很难做出绝对的选择。因此，首都经常在这两地之间来回流动。这种迁都不仅发生在改朝换代之后，有时也会有短期的迁都，或者同一王朝内同时建有两座都城。更准确地说，从西周到唐代的两千多年来，西安和洛阳都是适宜建都的地方，因此都城多次在两地之间来回迁徙。从晚唐到北宋的两百多年，是一段在洛阳、开封之间漂泊的时期，也可以算是一段短暂的插曲。大致从晋代到现在，就是从北京到南京的时期。这个时期也持续了八百年，而且对于现代来说更加重要。对首都城市定位为何发生这种变化的一些分析，也许可以让我们了解其背后的政治和地理因素。

从政治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建都的适宜地点一般要考虑几个层面，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层面：一是在国内的地理位置；二是国家内部的地理位置。另一个是国家领土上的地理位置。二是所在地的地理环境，包括自然条件和人文基础。第一个层面的考虑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选择国家的地理中心或对内外部控制有利的地点；二是是否距统治集团发源地较近的原则。

当然，基于最简单、最普遍的思维方式，国家的政治中心应该位于国家的地理中心，以方便国家的行政管理。五服务体系《禹贡》和九服务体系《周礼·职方》自成立以来一直在扩大。以地理中心为首都的想法可以说是最简单的想法，并不神秘。这个想法没有必要无缘无故地提出来。唐代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位于黄河流域和较大的三河地区，即所谓的政治核心地区。而在一个从三河缩小到一处的世界里，就有洛阳。因此，从西周到唐朝，都有在洛阳建都的事实或计划。

虽然王朝领地的中心是建都的理想地点，但它并不总是最合适的实际地点。因为除了理想之外，政治、军事、经济因素也必须发挥实际作用。为了王朝的长治久安，一方面需要控制内部敌对势力，另一方面需要抵御外部侵略。考虑到这一点，首都很可能位于倾斜的位置而不是地理中心。具体来说，唐代以前，西安地区就适合满足这一要求。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正在向山东地区下降，起到明显的控制作用。而且，这一带还拥有四宝的地理优势。即使他不能控制东方，他仍然可以保守和独立。洛阳不具备这个优势。四人叛乱，国家政权难以维持。全部都在掌控之中。至于宇外，因为在唐朝之前，对中原王朝的主要外敌威胁来自于西北。对于一个强大的王朝来说，首都向西北倾斜，有利于自卫御敌。西汉、隋唐时期都是如此。宋代以后，外族入侵来自北方或东北，所以首都的位置也受到影响和改变。

另一个与地理中心相矛盾的因素是3354年隆兴政治基地的所在地。一般来说，权力集团试图在距离其起源政治基地不远的首都建立自己的势力。这个因素非常重要。周、秦、隋、唐如此，辽、金、元、清亦如此。就连后梁朱温、明太祖、明成祖、民国南京国民政府也不例外。就连独霸江东的孙吴政权也表示，宁喝建业水，不吃武昌鱼。

除了上述因素外，首都的经济和地理条件也发挥着一定的重要作用。虽然首都地区的粮食等物资可以全国配送，但最基层的粮食供应还是要保证的。因此，首都所在的地区需要一块能够生产粮食的地区。上述五个首都都具备这一优势。与经济地理相关的是交通条件。首都必须位于交通枢纽，以便于国家的政治控制，同时保证首都的经济供给。

上述条件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的，所以中国的都城，尤其是大英帝国时期，存在以下两种情况：1、任何一个地方都很难完全满足这些条件。其次，三千多年来，大型都城其实很少。唐代以前，只有西安、洛阳，开封只是补充。金代以后，只有北京为主，南京只是权宜之计。我们结合历史事实对上述发现进行详细分析。

周朝的先民为了向东发展，将政治中心从关中西部迁往东部。如今，周文王终于定居在西安以西风水西岸的凤城。当时，周还只是商朝的一个诸侯国。继任的武王将政治中心迁至与丰隔水相望的郝。不久武王灭了纣王，取代商朝统治中原。周武王统治天下时，镐京作为都城显得过于西移，而洛阳地处中原中部，建都的地理条件较好。武王萌生了定都洛阳的想法。《逸周书·度邑》讲述商朝灭亡后，武王计划在夷洛地区建都。《周书·洛诰》又记载周公曰：“乙未乙卯，王朝在洛城。我卜河中朔尔河，我卜东为建水，西为定水，洛城；我卜为洛城。”还占卜了东边的部分定水，只有落石，你来这里献牌占卜吧。”这标志着他建立了洛邑洛阳涧地区，成为靠近镐京的都城。后者为官都，称宗州；第一个是新都，分为两个城市，一个是王城，一个是承州，也就是合都的意思。西周年间，虽然没有迁都镐京，但成州始终是击败东方敌对势力的重要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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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景之所以坚定不移，原因有三，如前所述：一是关中自然条件好，粮食供应充足；可以保留；第三，靠近周人的发祥地，有政治支持。但也有一个重要缺点，那就是地理上不是国家中心，行政管理不便。因此，随着东周王权的衰落，抵御外敌能力的减弱，都城不得不东迁至王城，以躲避圈戎等西北民族的入侵。洛阳地处世界中部，不仅非常有利于国家的行政管理，而且对于调动世界各地的朝贡和商业往来也有着有利的地理位置。但缺点是难以防御。中州平原是第四次大战的战场，伊洛平原守卫起来更是凶险。所谓胜利，就是东占城皋，西挡卫冕，后有河，前有夷洛。这正是那些支持定都洛阳的人所说的。顾，平均面积较小，不超过几百里，地势弱小，又被敌人包围，所以不是一个使用武力的国家。“如果朝廷内部出现敌对势力叛乱，洛阳的治安还不如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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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西安和洛阳作为首都各有优缺点，都不能说具有绝对的优势。正因为如此，唐以前统一王朝的都城定位也具有在西安和洛阳之间徘徊的特点。秦始皇统一了世界，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秦人也从西方而来。秦国都城西行至雍、黎阳，最终定居咸阳，位于今西安西北。以此为基础，秦打败了东方六国，统一天下后自然就定都了。秦虽然没有以洛阳作为随从的都城，但却以秦始皇定期巡游全国的方式取而代之。秦亡韩兴后，仍然存在建都在哪里的问题。刘邦从东边来到洛阳，建都三四个月。这里不仅是世界上的地方，而且离他的家乡普伦蒂也更近，他觉得这里很适合做首都。后来，他采纳了娄敬、张良的建议，西迁长安。娄、张相信关中可以掌控全国局势，即使山东叛乱失控，他们也可以凭借关中的威胁和财富来保护自己。因此，定都西安比洛阳好。这个预测是正确的。后来汉初的异姓诸侯叛乱和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叛乱，起初威力很大，但几个月就被彻底平定。秦国要面对的是东方六国旧贵族的潜在威胁，而西汉初年的西汉正在与东方诸侯的割据势力作斗争。从内部控制的角度来看，建都关中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在余外看来，秦国和西汉面临的北方强大敌人是匈奴。在关中建都，促进抗敌。秦朝据此收复河套地区，占领河南，建立新秦中，沉重打击了匈奴势力。汉初国力虽然不强，但只能通过亲属政治来对付匈奴。不过汉武帝以后，国力增强了。他们以关中为根据地，向西北进攻匈奴，开辟了西域，包括今天新疆境内外的一些地区。那时的长安不再位于太西，而是比以前更接近国家版图的中心。汉武帝征服匈奴，这不仅对汉朝，而且对整个中国历史都具有重大意义。相比之下，只有唐太宗与突厥作战，地理条件大致相当，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如果认为西汉、隋、唐都在洛阳建都，那么匈奴、突厥肯定会感到遥不可及，始终受到洛阳的威胁。因此，如果王朝有侵略性，通常都建都长安，如果王朝成功，则建都洛阳。东汉的国力远不如西汉。匈奴、羌人所向无敌，可以定洛阳为自卫都。随后的西晋实力弱于东汉，只能定都洛阳。东汉到西晋之间，曹魏只有半壁江山，洛阳自然是其首都。同样位于汉朝两都之间的是短命的新朝王莽，他以长安为西都，并计划将东都迁往洛阳，但失败了。后来，连在位仅三年的更始皇帝刘玄也先迁都洛阳，后又迁都长安。汉晋时期，都城在洛阳和长安之间迁徙，这说明长安和洛阳在都城地位上很难取得绝对优势。

隋朝统一了天下。经济文化吸引力中心仍在黄河流域，国家首都仍在东西轴线上。大兴城虽然建于隋朝，但定都在今天的西安地区。不过，洛阳仍然很重要。隋炀帝以为这里就是东京。从此，两都实际上是合建的，隋炀帝一直居住在洛阳。唐隋时期，长安仍为首都。但唐高宗后来迁都洛阳，称东都，两都共建。武则天称帝，正式定都洛阳，长安为陪都。唐中宗虽然回到了都城长安，但玄宗却五次迁都洛阳才定居长安。这种情况不能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必须利用洛阳的中心位置来纠正西安的地理偏差。也显示出洛阳取代长安的趋势。唐朝末年，朱温最终迫使昭宗迁都洛阳。此后，长安永远失去了首都地位，仅短暂作为后唐首都西京。唐朝末年以后，都城的转动发生在洛阳和开封之间的东西轴线上。

所以中国幅员辽阔，从西周到唐朝历时两千多年。难道真的没有第三个地方可以选择，只能选择西安和洛阳吗？的确。因为在古代，统一王朝的领土主要部分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而且，从有记载的历史到唐代，文化和经济的中心一直在黄河流域。这就是中国早期都城一定位于黄河流域的主要原因。除了西安、洛阳之外，黄河流域是最适合建都的地方。而且，我们实在想不出第三个地方。除了上述原因外，由于建都的悠久历史，还形成了另一个重要背景，那就是两地人文因素积淀深厚，都曾经是政治中心。共同资本。起源于西周。着装和威严的习俗正在像其他地方一样消失。

西安、洛阳的东西向迁移虽然不小，但南北位移不超过1纬度。事实上，西安、洛阳、开封几乎在一条东西直线上，可以说是省会城市的东西轴线。元朝统一之前，除非有地方安全或者其他特殊原因，统一王朝的首都不可能设在长江流域，也不能设在北京地区。北京地区。中原王朝。只能在长安和洛阳之间冒险。开封并不是第三个选择。自唐末以来，开封一直是真正的政治中心。原因无非是控制唐朝政权的宣武军都督朱温驻扎于此。朱温之所以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当然是为了便于控制。侯亮篡位建立唐朝后，直接建立开封。这是一个以基地为资本的典型例子。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开封利用运河进行水运更加方便，经济效益也是显而易见的。但由于洛阳早已是建都的理想之地，朱温定都开封的决定并不是最终的，随之而来的是开封和洛阳之间的短暂犹豫。朱文定在两年内从开封西迁洛阳，四年后又回到开封。后唐灭梁后，迁都洛阳。金朝后来灭唐，两年后建都开封，一直延续到北宋。

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都城建设开始从长安、洛阳向南北迁移。这可以说是偏离首都东西轴线的开始。北朝仍然可以选择在长安、洛阳建都，而南朝则只能选择在长江流域建都。长江流域，有机会建都的城市只有三个。第一个是秣陵，第二个是江陵，第三个是广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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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陵，也就是现在的扬州，只是西汉诸侯国吴国的都城，实力还不够强大。直到隋朝修建南北运河后，其经济状况才显着好转。江陵地处长江上游，距南方最繁华的江东地区太远。所以，东汉末年，最适合建半个国家都城的地方就是秣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南京不仅地处繁华，而且拥有前大河、南重山的地理环境。自诸葛亮说出“金陵、中山、龙盘、石虎、帝府”以来，历代皇帝都把南京视为最适合建都的地方之一。孙权改秣陵为建业，政期70年，60年，比明朝建都和南京还要长）。南京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东晋起，建康定都，名建业。此后，南朝宋、齐、梁、陈各朝均保持不变，作为王朝的都城。一共经历了六个朝代。都城存在了330年，统治了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然而如今的北京地区，由于地处中原边缘，长期以来只是一个县级首府。早期，北京地区只是燕国的首都。燕国在西周时期只是一个诸侯国，后来在战国时期成为一个弱国。北京位于中原王朝的边缘。不能选择它作为中原王朝的首都，也不能作为占领华夏政权北侧的首都。北京作为中原王朝的首都乃至陪都，是边疆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后逐渐形成的。

契丹部落在东北崛起，后来建立契丹王国，逐渐进入中原。历经五朝，金朝石敬瑭将幽云十六郡土地割让给契丹，使契丹国的南疆达到了今天的河北中线。幽州的政治中心就是现在的北京。公元938年，契丹改国号为辽，幽州改南京为幽都郡，建伴都，又称燕京。辽朝是中原王朝之一，定都北京。从今年开始，北京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有影响力的首都，比南京晚了七个世纪。12世纪初，辽朝统治下的女真氏族开始在东北崛起。十年后，辽朝、北宋灭亡，金朝建立。从金的南疆到秦岭、淮河，比辽还要远。仍定南京为辽朝首都，改称燕京。1153年，金朝从上京会宁郡迁都燕京，改称中都大兴郡，以加强对中原的统治。这是中原王朝之一的金朝的开始，北京成为首都。从此，北京从半个中国的首都发展成为今天全中国的首都。虽然也有搬到南京的情况，但时间比较短。13世纪初，蒙古人入侵北方草原。1267年元朝建立后不久，忽必烈就从开平府迁都晋中，后改称大都。金美元也是如此。他们想要统治中原，不能把首都放在民族的发祥地，但也不能太远。所以北京就成了最合适的地方。北京成为最适合建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边民进入中原，给东北、北方带来了广阔的疆土，赋予了新的诠释。原来的位置。在世界上。从洛阳迁至燕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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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然条件来看，北京山前的小平原位于华北平原的最北端。北入中原，便可制天下。向北，经燕山口可进入蒙古草原；向东北，沿渤海公路可到达松辽平原；这种情况是理想的。清人入峡时，辽、金、元朝的政治格局仍可见一斑。清代隆兴之地位于东北。全国统一王朝建立后，没有比北京更适合建都的地方了。目前，北京自辽朝以来就享有京城和都城的地位，除明代中期中断了数十年外，已有近七百年的历史。此后，北洋政府领导下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均顺应这一趋势，定都。可以说，除了西安，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可以与它的首都相媲美。从西到东是西安，从北到南是北京。唐代以前，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在政治、经济实力上与关西展开竞争。换句话说，这是一场东西方势力的对抗。宋代以后，南北对峙。东西方对抗，西安第一；南北对峙，北京首当其冲。中国选择首都时，形势非常重要，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传统观念。有时它超越了经济中心的重要性和世界的实用性。

面对金朝，南宋似乎以南京为都城，沿袭了前朝的做法。然而宋高宗并无恢复整个宋朝的野心，金兵也离开了。在遥远的长江以南，赵构更喜欢躲在更安静的杭州。这是南方模式的一个例外，所以我不会详细介绍。南京作为国家首都的开端值得强调。在这方面，南京落后北京近一百年。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定都天府。这是因为，一方面，南京拥有皇帝居住的地位，另一方面，它距离朱元璋的故乡淮河非常近。然而，另一方面，朱元璋的儿子朱棣从侄子手中夺取了皇位后，他的想法与他的父亲完全不同。他从一开始就打算迁都北京。他被封为燕王，在北京有比较坚实的政治基础；其次，按照中国传统观念，他的皇位是被篡夺的，他自然要避开南京这个有是非嫌疑的地方；第三，明朝的主要外敌是北逃的蒙古军队，建立北京为都城有利于御敌。抛开前两点，第三点考虑是积极的、合理的。他六次远征蒙古，均以北京为据点，为加强明朝边防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南京是明太祖指定的都城。永乐皇帝不愿意立即改变，他的继任者也与他有不同的想法。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北京为首都并想返回南京。因此，明初北京与南京之间就有长期的交往。从明朝建立到正式定都北京，历时70多年。已经快四十年了。

清朝继明朝之后鼎盛，毫不犹豫地选择北京作为首都，就像金元时期一样。而且，由于清朝建立的多民族帝国几乎囊括了北方的所有蒙古部落，西北的准噶尔雍、回族，以及西南的西藏，其繁荣程度远远超过了汉唐时期。所以，北京的地理位置已经今非昔比了。相对北方更适合。换句话说，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经很接近了。进入民国，北洋政府的政治基础在北方，北京自然是唯一的选择。但国民党建立的国民政府的政治基础是江浙合并，所以首都自然被选为南京。不过，正如前文所说，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的首都，北京的地理位置显然比东南角的南京要好。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结论。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北京是不言而喻的。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回应，从北京到南京再到北京，虽然是不同政权之间的迁都，但比不同政权之间的迁都更重要。两个地方。明初的制度只有二十二年，比明初的往返时间要短得多。明初和国民政府选择南京定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明朝和国民政府的统一活动是由南向北完成的。元清时期则恰恰相反，首都作为军事行动源头的重要性显着增强。

英国地理学家V.康尼什详细研究了首都的地理条件，认为首都的选址大致应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天然仓库，即自然资源丰富。资源靠近首都，粮食足以满足首都的需要；二是垂直的，表示首都应位于主要道路的交汇处，交通便利；三是易守的堡垒。这三点对于首都来说确实非常重要。西安作为首都的地理位置符合这三点。西安虽然地处世界中部，不便国家行政管理，但西安周边地区仍然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西接陇右，南接巴蜀，直达中原。清楚地。位于长城以东和以北弥补了不在地理几何中心的不足。洛阳只能满足三个条件之一，那就是交通枢纽。因此，其资本优势不如西安。无论是西安还是洛阳，中原王朝都是以汉人为主，其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位于黄河流域，堪称完美。如果经济重心南移到长江流域，政治重心北移，首都可能自然会出现南北分化，或者京甬互动。政治因素比经济更重要，因此北京在来回过程中自然具有很大优势。

但科赫的结论与中国的情况并不相同。在传统中国，地理“位置”是建都极其重要的因素，也是中华文化的基础之一。与西安、洛阳相比，西安的情况较好；与北京、南京相比，北京的情况要好一些。因此，西安和北京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最强大的首都，这是有道理的。所谓形势，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地理特征。谦虚，坐东制西，坐北制南，都是一种气势，一个是气势，一个是山水。当这个地理特征运用到政治中时，它就成为政治和地理的一个要素。这就是中国首都的现状。中国极其重要，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中国人文地理的一个特色。

政治地理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统治派系的政治基础与首都的关系。中国古代历史就是一部朝代更迭的历史。每个王朝的崛起都与其政治基础密切相关。不远。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如果靠近政治基础的要求与地理位置发生冲突，仍以地理位置为准。西汉首都长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当然，政治基础也有两个方面。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保证王朝的长治久安，另一方面可以抑制当权者的创新行为。在后一种情况下，必须迁都以避免保守势力的干预。例如，秦孝公将秦都从黎阳迁至咸阳，改革法律并带到咸阳，以摆脱反对改革的贵族的干扰。北魏孝文帝将都城从大同迁往洛阳，显然是为了减少统治民族拓跋鲜卑推行汉化的阻力。

对于与首都定位有关的政治、地理因素，也存在着形势重要还是中心优先的矛盾。西安和洛阳两地之间的犹豫就是这一矛盾的集中体现。这是一个比较难决定的矛盾，否则也不会有一千多年的漂泊，但相比之下形势还是重要的，而最终世间最大的利益恰恰是四方和戒律。如果只有天下的优势，不具备作为都城的其他条件，天下不一定会被选为都城所在地。既然交通枢纽的地位可以弥补不在世界范围内的缺点，那么西安和北京堪称两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交通便利的优势大于区位偏向的劣势。

首都的定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本讲座重点介绍国家首都的地理位置以及特定地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条件的分析。旨在从政治地理学的角度深化历史定位。了解过程。至于研究都城的布局和宫殿的结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是确定首都选址后的第二步，与政治地理关系不大。待会儿去问问方家。

本文摘自周振和著作《中国历史政治地理讲义》第13讲。